您所在的位置: 首頁» 新聞中心» 評論

張守文:經濟法司法理論之拓補

文章來源:《法學論壇》2017年第5

 

摘要

  针对我国经济法司法理论研究“碎片化”的現狀,需要在既有理論的基礎上加以拓補和整合;由于司法權、司法權的行使主體及其價值追求,既是司法理論必不可少的重要內容,又是進行理論拓補的重要路徑,因而在構建和拓展經濟法司法理論的過程中,尤其需要研究司法權與調制權的關系,明晰法院解決“經濟法紛爭”與實現公共政策目標的雙重司法功能,探討法院體系及其內部結構與上述功能的關聯性和一致性,以及經濟法多元價值的淵源及其在司法活動中的體現,並在此基礎上,提煉司法權理論、司法組織理論和司法價值理論,從而構建更爲系統的經濟法司法理論,促進經濟法領域的司法制度的完善。

  關鍵詞:經濟法;司法理論;司法權;司法組織;司法價值

 

一、問題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经济法的立法取得了长足进步,为经济法的司法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经济法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新型案件层出不穷,对司法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学界的研究相对较少,尚未形成系统的经济法司法理论,因而加强研究甚为必要。

  经济法的产生较为晚近,对于制度的初始研究更易于集中在立法领域。随着立法的日臻完善,人们转而關注经济法的实施问题,但主要仍侧重于执法而非司法领域。其实,在整个经济法理论中,有关运行论的研究本来就较为薄弱,尽管学界对立法理论的研究日增[1],但有關司法理論的研究成果明顯不足[2]。而在構建和完善經濟法的法治體系的過程中,司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或子系統,只有深入研究經濟法的司法問題,不斷提煉相關的司法理論,才能進一步推進經濟法的理論研究和制度建設。

  经济法司法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经济法领域的各类司法问题,包括司法机构的设置和内部结构、司法权的法定和行使、审判和诉讼的程序安排等诸多问题,其中涉及立法机关、行政性调制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分权,以及司法机关对经济法案件的管辖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均衡保护,等等。但以往有关经济法司法理论的研究,相对较为“碎片化”,需要通过不断的拓展和补充,实现持续的“拓补”,使其更加体系化。例如,在早期的经济法教學和研究中,经济审判更受關注,甚至一度被设为博士生专业方向。但随着经济审判庭被违法取消,有关经济审判的研究亦急遽衰落。自2000年以來,學界研究相對較多的是法院的體系或組織架構(主要涉及經濟審判庭的存廢或恢複重建,以及經濟法院的問題)、經濟法的可訴性(涉及法院的受案範圍,以及司法機關與其他國家機關之間的分權問題)、公益訴訟(這被視爲解決經濟法可訴性問題的重要途徑),等等。上述有一定關聯又相對分散的研究,爲經濟法司法理論的提煉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唯有通過持續的拓補和整合,才能使其成爲更系統的司法理論。

  司法理论的提炼和发展,取决于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相关立法对责任制度和纠纷解决方式的明晰,以及司法能力的提升和认识的深化。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化,许多新型案件大量进入司法领域,其审理涉及经济法内外的诸多法律部门,仅靠传统的司法理论,依循既往的审判思路,往往难以胜任,[3]爲此,必須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提煉系統的經濟法司法理論,並在司法實踐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持續推進其發展。目前,我國正在全面深化改革,司法體制改革的推進尤爲迅速且初見成效,但也存在諸多不足。例如,對經濟法等新興部門法領域的案件的特殊性認識不足,在法院的職能分工、組織體系、內部結構等方面都缺少應有的制度回應。因此,在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國家著力提升治理能力、全面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的背景下,在科技高速發展、政府和市場主體持續轉型的新時期,針對經濟法領域日益複雜的司法問題,以及司法理論研究的“碎片化”現狀,需要對既有研究加以拓補和整合,並不斷提煉更爲系統的司法理論。[4]

  本文认为,尽管经济法司法理论的提炼涉及多个维度,但特定的司法主体,基于特定的司法价值,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则是其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上述三个方面紧密关联,构成了一个基本分析框架;基于该框架,在经济法领域应首先明晰司法权与调制权的关系,以确保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同时,由于法院是最重要的行使司法权的主体,其体系架构和内部结构对于经济审判影响甚巨,并且,法院在审理经济法领域的案件时,都要追求或遵循一定的价值,因而还应研究司法组织理论和司法价值理论。

  对上述司法权、司法主体和司法价值进行综合研究,既可涵盖以往有关可诉性、经济审判庭、公益訴訟等问题的研究,又可进一步拓展司法权理论,并在法治的分权框架下,提炼相应的司法组织理论,揭示司法主体所追求或遵循的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安全等基本价值,这不仅有助于提炼和拓展经济法的司法理论,还有助于推进司法实践,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二、司法權理論:分權、紛爭與司法功能

  盡管對司法權一直存有歧見,但在狹義上大都將其界定爲司法審判權或裁判權[5]。司法权的依法独立行使,是司法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核心问题。要提炼或构建经济法的司法理论,就必须研究司法权问题。以往的经济法理论更關注调制权而非司法权,是因为司法权并非经济法上的独有权力,而是各部门法司法理论共同的研究对象。司法权之独立行使,乃各国之通例,我国亦然。

  对于经济法领域的纷争,司法机构可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这是提炼经济法司法理论的重要前提。与上述理解相关联,在经济法领域,需要明确界分司法权与调制权。调制权作为经济法的调制主体依法享有的权力,主要包括调制立法权和调制执法权。其中,全国人大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领域的立法权,以及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直属机构依法行使的调制执法权,既有法律明定,又历来备受關注。例如,依據调制法定原则和《立法法》规定,在税种的确定、税率的调整等方面,立法机关拥有专属的调控立法权[6];而財政部或中央銀行依法實施的財稅調控或金融調控,則是其重要的調控執法權。但上述各類機構都不能行使嚴格意義上的“純司法權”,因爲基于司法權的統一、專門行使的要求,在各類分權框架下,都是由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

  上述调制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分权”,正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在调制权行使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纠纷”和“争议”,其中既有调制受体在横向博弈过程中形成的“纠纷”,也有调制受体与调制主体在纵向博弈过程中形成的“争议”,这些可以统称为“经济法纷争”。无论是市场规制法领域的垄断、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产品质量、广告等纷争,还是宏观调控法领域与市场主体密切相关的财政、税收、银行、证券、保险等纷争,都越来越需要通过诉讼途径加以解决,从而对司法权的有效行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上述经济法纷争,法院是否都有权审理?這涉及司法權的行使範圍以及相關的可訴性問題。隨著經濟法的發展和法院審判能力的提升,以及對司法認識的深化,司法權的行使範圍會不斷擴大。其中,對調制權的行使可否進行司法審查,最爲引人注目[7]。通常,對市場規制行爲的司法審查已幾無爭議,而對宏觀調控行爲的司法審查,則涉及制度和觀念層面的問題,直接影響司法理論的發展。但無論如何,司法審查權行使範圍的不斷擴大,正是體現了對司法機關實質“分權”的動態調整,關乎其審判權的獨立行使。

  从制度层面看,无论是WTO規則,還是我國的《行政訴訟法》等,都涉及司法審查權問題[8]。由于在一些部門規章甚至更低層級的規範性文件中,都可能涉及宏觀調控權的行使,而依據現行法律或WTO規則,法院有權對其進行司法審查。因此,對于宏觀調控的司法審查權,不能一概否定,更何況對調控和規制的“程序”問題,司法機關完全有能力依據相關規則作出判斷,這尤其有助于在實質上擴大司法權的行使範圍,解決經濟法的可訴性問題。

  此外,对于上述经济法纷争,法院是否有能力审理?這涉及司法能力或司法功能的問題。從司法實踐看,司法機關通過司法權的行使,有效處理經濟法紛爭,來解決經營自由、市場秩序、公平競爭等方面的問題,有助于協調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例如,通過食品安全、商品房買賣、網絡購物和信息保護等方面的案件審理,來有效保護消費者權益,通過壟斷、不正當競爭等方面案件的審理,來解決市場規制的問題,都能體現法院系統的規制經濟的職能[9],這是司法功能的新發展。近年來,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已多次提出要爲經濟發展提供司法保障[10],這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司法功能的重要體現,是立足于國家經濟的整體發展,在更高層面對司法功能的重要拓展。

  可见,基于上述现代司法功能,法院有效行使司法权,不仅有助于解决经济法纷争,还有助于实现国家的调控和规制职能。例如,证券欺诈案件、非法集资案件、非法传销案件等,都涉及社会公众,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对这些案件的审理,不仅有助于降低金融领域或相关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也有助于进一步实现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的目标。许多经济审判,看似在解决个体之间的问题,实质上是在更大的范围保障国家调控和规制职能的实现,因而是超越了个体之间的“定分止爭”,在推動經濟和社會的穩定發展和良性運行,從而具有“雙重功效”。

  事实上,国家履行其调制职能,不能仅靠某个部门,而应发挥整体治理体系的系统功能。为此,一方面,应正视司法对于现代国家调制职能的保障功能,这有助于拓展对调制理论和司法理论的认识;另一方面,必须强化司法能力,补足司法的短板,从而更好地监督和保障调制权的行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既往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司法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对较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体的治理能力。特别是在经济法领域,司法权的弱化体现得尤为明显,形成了广受關注的可诉性问题。[11]爲此,必須全面提升司法能力,不斷擴大司法權的行使範圍,使越來越多的紛爭能夠“最終司法解決”。

  由于国家经济职能的实现不仅要靠立法和执法,司法同样非常重要,并且,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职能,会对应于不同的司法功能,因此,应關注司法能力的提升,以及司法在整个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对此,有学者从国家职能的角度,提出了“回应型国家”与“能动型国家”的分类,并从司法功能的角度,相应地把司法分为“纠纷解决型司法”和“政策实施型司法”[12]。上述类型化的研究,对于理解国家职能与司法功能之间的关联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应将其极端化、绝对化,因为上述两类司法功能是可以并行的,并且,经济法的司法理论恰恰应關注通过经济法纷争的解决,来实现相关的政策和制度目标,从而体现两者内在的“一致性”。上述的“一致性”不仅融于法律规范和政策中,也要具体落实在相关司法活动中,这样,才能在分权的法治框架下,实现司法权与调制权的制衡与统一,更好地解决经济法纷争。而上述司法功能和目标,则有赖于司法组织的完善和整个司法系统的优化。为此,还有必要加强司法组织理论的研究。

 

三、司法組織理論:法院體系與內部結構

  司法权的独立行使,需要有专门、独立的司法组织体系。由于“特定的结构会产生特定的功能”,因此,法院要更好地行使司法权,发挥在保障调制职能实现方面的重要功能,就需要构建良好的体系和内部结构。对此,需要从经济法的司法组织理论的维度展开研究。

  ()法院體系問題

  尽管在市场经济的发展方面,相比于国家调制机构的积极促进,法院通常处于中立地位,但通过对经济法纷争的解决,法院也在确立相关规则,并由此不断推动经济法治,使经济法主体能够形成相应的制度预期,因而法院在客观上也能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国的法院如何设置,形成何种类型的法院体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会有不同影响。为此,许多国家的宪法对法院体系均有明确规定。例如,在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多个原苏东国家,都设有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经济法院等,其经济法院的特色尤为鲜明[13]。此外,在德國、美國等國家,則設有財政法院或稅務法院等。盡管各個國家的法院體系不同,且各類法院的“純粹程度”各異,但並不影響它們解決經濟法紛爭的重要司法功能。我國憲法將法院分爲兩類,一類是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一類是軍事法院、海事法院等各類專門法院,同時,所有專門法院在層級上均低于最高人民法院。隨著司法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對于上述由普通法院和專門法院構成的法院體系究竟應當如何完善,也一直處于探索之中。例如,鐵路運輸法院、農墾法院、林業法院等專門法院,與特定行業、産業或區域緊密相關,其去留問題(是否要與地方各級法院合並)一直備受矚目[14];與此同時,新設的專門法院(如知識産權法院)卻得到了迅速發展。此外,巡回法庭、跨行政區域法院的設置,作爲豐富和完善法院體系的措施,也引人注目。在司法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如何構建科學合理的法院體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多年來卻缺少整體設計,甚爲淩亂,影響了整個法院系統的司法功能。

  在法院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对于专门法院如何调整一直讨论较多,为此,有人提出应该建立行政法院、环境法院等[15],此外,在經濟領域,也有人提出應當設立稅務法院、金融法院[16],等等。上述設置專門法院的構想,大都基于相關審判庭或法庭的實踐,但在司法組織理論的研究中,還需要明確專門法院的設置標准。通常,該標准至少包括案件數量、案件的重要性,以及一定時期的經濟或社會發展目標,等等。在國家全面推進經濟法治的背景下,在大量不同于傳統民商事糾紛的新型經濟案件不斷湧現,需要法院審理的情況下,上述討論較多的擬設立的專門法院,如金融法院、稅務法院等,可否統合爲專門的經濟法院?相比于現有的保留、恢複或重建經濟審判庭的討論[17],這可能是更爲大膽的想法。事實上,世界各國的法院體系並無定制,在符合法治原理和規律,確保司法權有效行使的前提下,完全可以根據本國法治建設的需要,來構建本國的法院體系。

  其实,我国法院体系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现代司法理论的有效指导。由于传统法的理论一直占据重要位置,有关法院体系和司法权的理论,以及受案范围方面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诉讼法等领域,而这些研究又主要是基于传统的刑法、民法等部门法,缺少经济法司法理论维度的思考,要解决上述问题,只能由经济法等新兴部门法的学者做出更多的推动。从经济法的角度看,法院体系的建构,涉及法院系统与调制机关之间的权力分工,尤其在某些调制机构存在“准司法权”的情况下,更需要对司法权的分配作出较为明确的安排。与此相关,可能受理经济法纷争的专门法院,究竟应作为调制机关的一部分,还是应作为法院系统的一部分?這在金融監管、稅收征管、競爭監管等領域都可能會涉及,它決定了某些專門法院的“純粹程度”,以及法院系統的規模。

  此外,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的受案分工也值得關注。如果专门法院的类型少、规模小,就会使大量案件进入普通法院,从而对法院体系和法院的内部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一定的法院体系之下,要有效解决经济法纷争,还要具体探讨法院的內部結構問題。

  ()法院的內部結構問題

  在法院體系既定的情況下,法院的內部結構如何,對于經濟法紛爭的解決和司法功能的實現,具有更爲直接的意義。通常,法院的內部結構安排,特別是審判庭的設立,主要有兩種重要思路,一種是實體法思路,一種是程序法思路。例如,我國法院體系是以普通法院爲主,除了受理傳統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外,也受理新型的經濟法、社會法等方面的案件,如果按照實體法思路,就應考慮這些案件的性質,分別設置刑事、民事、經濟等審判庭進行審理,這有助于充分體現各類案件的差別,實現各個部門法的調整目標。

  從我國法院的審判庭設置實踐看,在2000年以前,主要是基于實體法思路來設置審判庭的,這在我國的《人民法院組織法》中有清晰呈現,並且自改革開放至今,在“立法”上一直遵循這個邏輯。但本世紀初開啓的法院機構改革卻與上述立法相悖,即從法律規定的實體法思路,轉向了片面的程序法思路,強調按照三大訴訟法來設置審判庭,構建民事、刑事和行政三大板塊。事實上,按程序來進行審判庭的設置,難以解釋各國法院體系及其內部結構多樣化的現實;同時,用三大程序將各類案件切割爲三大板塊,還會導致具體的審判庭設置和受案數量等方面的嚴重失衡,並影響審判效率。[18]這種在傳統法思維影響下,不顧實體法差異和法律規定形成的“改革成果”,實質上不利于法院的進步和發展。

  回望法院內部結構變遷的曆程,不難發現,經濟審判庭的設立,不僅推動了改革開放,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這也是在《人民法院組織法》的幾次修改中不斷擴大經濟審判庭的設置層級和範圍的重要原因。[19]但由于諸多原因,囿于傳統觀念的影響,法院的機構改革越來越背離立法規定。21世紀初人爲構建的大民事審判格局[20]造成了經濟審判的變易[21],但源于實體法規定和理念上的差異,最終還是“有名無實”,難以形成統一的民事審判庭。爲此,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許多法院又開始設立金融庭、破産庭等[22],以審理不宜由民庭解決的紛爭,就是這方面的明證。

  盡管我國法院近年來已認識到民事審判的局限性,並著力推動商事審判,但商事審判不僅涉及商法方面的糾紛,也包括諸多經濟法紛爭,如公司、證券、銀行、保險、信托等方面的案件,不僅涉及商事交易,也有許多涉及市場秩序,甚至與宏觀調控亦存在關聯[23],因此,僅從商法視角進行裁判顯然不夠,在許多情況下還須引入經濟法的理念和思維。傳統的民商事審判主要是解決局部的糾紛,而基于經濟法而展開的經濟審判,則不僅有助于解決局部的個體糾紛,還可以對整體的市場秩序,甚至對經濟運行産生重要影響,從而使整體經濟運行更“經濟”,這對于實現經濟法的調整目標和司法功能都更爲重要。

  正是基于解决经济法纷争的现实需要,随着对理论和实践认识的不断深化,是否要基于《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落实经济审判庭的设置,恢复或重建经济审判庭,近年来已成为人们關注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会直接影响经济法领域的案件受理。例如,垄断、不正当竞争方面的案件,是否都应由知識産權法院或审判庭审理[24]?盡管一些壟斷或不正當競爭糾紛,確與知識産權相關,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與知識産權法之間,至多只存在一定的交集,而遠非“全覆蓋”的關系[25],因此,若“兩反”案件都由知識産權法院或審判庭審理,則無論在案件性質抑或審判能力上,都會存在問題。更何況隨著經濟法案件的增加,知識産權審判可能會難堪重負,同時,也會影響知識産權審判機構的專業性和權威性。

  上述問題的存在,與我國法治體系的各個環節都深受傳統法思維的影響有關。例如,在立法方面,由于對經濟法的主體、權義、責任的規定不夠清晰,因而許多經濟法紛爭被等同于民事糾紛或行政爭議,其不同于民事糾紛和行政爭議之間的特殊性,並沒有得到充分體現,並且,單純地將其歸屬于民事或行政案件,會影響紛爭的全面解決。例如,盡管有法律規定政府特許經營案件由行政庭受理[26],但在實踐中仍會遇到諸多困惑和問題。類似地,如果將許多與調控和規制機構相關的紛爭都等同于行政爭議,將經濟法責任等同于傳統的行政責任,同樣會對執法和司法産生較大影響。

  尽管如此,随着大量新型案件被法院受理,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虽然法院的组织建设、受案分工和案由确定等深受传统法思维的影响,但仍难以阻挡大量的经济法纷争陆续进入法院。无论未来这些案件是由专门的经济法院审理,还是由重启的经济审判庭审理,抑或仍然维持现有格局,在各类相关审判庭“分散審理”,都會涉及審判的理念和價值問題,對此,尚需從司法價值理論的維度展開專門研究。

 

四、司法價值理論:多元價值與價值淵源

  尽管许多国家或学者强调司法的独立性或中立性,但并不意味着司法不受相关价值的影响或“价值无涉”。在审理经济法纷争的过程中,当然要遵循经济法的价值和理念,这是经济法的司法价值理论应着重研究的问题。公正历来是司法最基本的价值追求,而在追求公平正义的过程中,也涉及其他重要的价值。例如,在经济法多个领域的案件审理中,不仅会考虑局部的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也会關注如何降低整体的交易成本,确保整体的经济安全,等等,由此形成了审判实践中的多元价值追求。

  ()多元價值的司法體現

  在解决经济法纷争方面,法院的经济审判占据重要地位。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中,通常会强调公平和正义等一般价值,在此基础上,具体的经济审判不能只考虑个体纠纷的解决,还要参酌经济法的多元价值追求,以更好地保护社会整体利益或公共利益。因此,经济审判既不同于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也有别于商事审判。毕竟,案件的实体法性质还是更为根本的,案件性质不同,在审判的重点、所要体现的价值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

  由于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内涵于经济法的各类制度之中,因此,在审理经济法纷争的过程中,也要体现经济法的诸多价值追求。其中,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秩序、安全等价值,往往更受關注,它们构成了经济法司法活动和理论研究应当關注的多元价值。例如,经济法要解决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就要兼顾效率和公平,为此,在审理经济法纷争的过程中,就应在保障公平的同时,确保经济效率,尤其应保护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利,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体现“双手并用”的原理。对此,法院要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切实促进经济的发展。与效率和公平价值密切关联,自由和秩序的价值,在经济审判活动中也要有效平衡。其中,秩序的价值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因强调秩序或约束,而过度压缩市场主体的自由空间。例如,曾有一位农民因无证收购玉米而被定为非法经营罪[27],這與相關法院對市場主體的經營自由認識不夠,對國家的秩序管控誤認過多直接相關。因此,在審判活動中,對經濟法與刑法的調整邊界要有更清晰的認識。基于中國的刑事立法存在“輕刑化”的趨勢,更要強調刑法的謙抑性,明確罪與非罪的界限。其實,經濟法的各個領域都涉及市場主體的經營自由問題,對市場主體的行爲如何規制或監管,在司法領域如何確保其經營自由,尤其需要從經濟法的維度加以探究。與上述各類價值密切相關的,還有安全的價值。由于在經濟法的各個具體部門法中,都貫穿了風險防控、危機應對的制度,以確保經濟安全[28],因此,在經濟司法過程中,也要體現安全的價值。對于諸如非法集資、經營者集中、大規模侵害消費者權益等方面的經濟法紛爭,都需要從經濟安全的角度加以考量。

  可見,經濟法所追求的多元價值,在經濟法的司法活動中也要特別強調,由此形成了經濟法的立法與司法的內在“一致性”。之所以如此,是因爲上述各類價值的實現,都與公共利益的保護密切相關。事實上,民法只是確立了“不違背”公序良俗的原則[29],而經濟法則能夠真正積極地維護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利益。例如,經濟法領域的各類公益訴訟[30],都體現了保護公共利益的理念。相對于民法等部門法,經濟法更重視公共利益的保護。因此,如何通過司法途徑保護公共利益,也是經濟法司法理論的一個重要課題。上述的多元價值,還與經濟法的現代性、規制性直接相關。正是基于現代社會的複雜問題,才需要在經濟審判中綜合體現經濟法的多元價值;同時,正是基于多元價值,才需要經濟法進行差異化的規制。爲此,法院要有效解決經濟法紛爭,就需要從更高的層面,系統地、綜合地考量各類價值,在法治的框架下,真正確立大局觀和整體觀,避免形式地、機械地進行司法活動,這樣才能使相關的經濟審判更好地體現經濟法所追求的各類價值,從而實現其調整目標。

      ()價值淵源:法源、政策與法理共識

  上述多元价值,蕴含于经济法的各类法源、相关的公共政策以及法理共识等,而这些价值渊源,作为司法裁判的直接依據或重要参考,对于经济审判的价值实现至为重要。

  例如,經濟法的各類基本法律、行政法規等,都從不同側面,強調效率與公平、自由與秩序、安全等多種價值,上述法律、法規作爲經濟法紛爭的裁判規則或審判依據,其體現的多元價值當然對法院的審判具有重要影響。與此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還大量通過相應的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等[31],明確相關裁判規則,並由此體現相應的價值。

  此外,盡管各類公共政策,如經濟政策、社會政策等,通常不被作爲裁判的依據,但法官在作出裁判的過程中,很難不受一定時期的公共政策的影響,以至于法院往往被視爲執行公共政策的機構[32]。事实上,经济法的各类渊源,也是相关经济政策在不同层次上的法律化,在实质的意义上,一定时期的政策和法律的内在一致性,是法院裁判的重要基础,由此更有助于实现法院对经济活动的规制,以及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司法保障。因此,研究司法理论需要關注相关的政策,并在法治的框架下有效把握相关政策,处理好与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问题,从而更全面地体现相关价值。从现实情况看,经济政策不仅影响经济立法,也影响经济司法。在经济政策中体现的各类价值,也需要在司法活动中加以体现。借用前述“糾紛解決型司法”和“政策實施型司法”的分類,在經濟法領域更應實現兩者的統一。因此,應當在制度設計上,最大限度地確保各類經濟法紛爭可以進入司法領域,這不僅是解決可訴性問題的需要,也是正確實施公共政策,有效實施國家治理的需要,是對法治體系的系統認識。

  另外,無論是上述直接的法律淵源,還是各類經濟政策或公共政策,其蘊含的多元價值,都離不開法官的認識,特別是其對法治及其相關價值的共識,這可以稱爲共通的“法理共識”。只有法官對法治及其相關價值有較爲統一的共識,才能有助于實現“同案同判”,確保司法的公正。在經濟法領域,雖然強調法定原則,但與變動不居的經濟生活相比,有時還會存在法律空白或缺少政策依據的情形,因此,法理共識可以成爲司法活動的實質依據或重要考量。與此相關,整個法學界對各類問題的法理共識越多,對其中蘊含的多元價值理解越一致,對經濟審判的影響就會越大。爲此,經濟法學界尤其應作出更多的努力,以不斷完善相關理論,增進人們的法理共識。

 

五、簡短的結論

  針對既往經濟法司法理論研究的碎片化,通過持續的提煉和拓補,使其更加系統化,是必要而迫切的現實需要。考慮到司法權、司法權的行使主體及其價值追求,是司法理論必不可少的重要內容,以及進行理論拓補的重要路徑,本文基于上述三個方面展開了初步研討,並且,在該分析框架下形成了一些基本認識:

  第一,在经济法的司法理论中,有关司法权的理论是核心内容。其中,司法权与调制权的关系,决定了司法权的行使范围,以及相应的司法功能的实现。基于经济法纷争的特殊性和重要影响,必须在经济法领域扩大司法权的行使范围,以期法院在实现其定分止争功能的同时,通过司法途径,推动公共政策的落实。

  第二,考慮到在解決經濟法紛爭過程中,獨立行使司法權的主體主要是法院(檢察院在公益訴訟等方面亦有其重要價值[33]),因此,在司法组织理论方面,应着重研究法院的体系构成和内部结构等。其中,如何完善既有的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体系,如何结合法治和经济实际,进行法院内部审判庭的有效设置,非常值得關注。

  第三,鉴于上述司法权的行使,都是基于一定的价值追求,因而在司法价值理论的研究中,应關注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安全等多元价值在司法活动中的体现和落实,同时,对于作为上述价值渊源的法律、政策和法理共识,以及其对审判实践的重要影响,亦应着重研讨。

  上述司法权、司法组织和司法价值,是经济法的司法理论研究应予關注的三个基本维度和重要分析框架。学界若能由此展开研究,则不仅有助于丰富和拓补经济法的司法理论乃至整体的运行论,也有助于切实解决现实问题。尤其是法院体系和内部结构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司法功能的实现,因而应将其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34]。此外,司法功能與國家職能密切相關,在經濟法的司法活動中,不僅要解決紛爭,還要實現經濟法和相關公共政策中所蘊含的基本價值,這種“雙重功效”比傳統司法更爲重要和突出。

  現代的司法理論,應當與現代的社會經濟生活緊密結合,並能夠對後者作出充分反映。同樣,一國的司法組織建設,特別是法院體系及其內部結構的優化,也應與經濟、社會、法律的發展相適應,並應努力避免刻舟求劍或盲人摸象的情形。在研究經濟法的司法理論時,既要從經濟法視角看司法,也要從司法視角看經濟法,這種“互視”有助于發現司法制度與經濟法制度存在的不銜接、不匹配問題,從而有助于經濟法司法理論的提煉和相關司法制度的完善。

 

[1]近年来,经济法的立法理论又受重视,相关的學術讨论可参见尹亚军:《“问题导向式立法”:一个经济法立法趋势》,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1期;薛克鵬:《法典化背景下的經濟法體系構造———兼論經濟法的法典化》,載《北方法學》2016年第5期;張守文:《經濟法的立法統合:需要與可能》,載《現代法學》2016年第3期,等等。

[2]該領域的研究相對較少,有些成果側重于“經濟法訴訟”或“經濟法糾紛”方面的思考,如顔運秋:《重構我國經濟法訴訟理論與制度體系的思考》,載《法商研究》2008年第3期;王新紅:《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機制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3]相关探讨可参见单锋:《论经济法诉讼的独立性———一种实质理性与回应型的诉讼观》,载《法學論壇》2009年第5期。

[4]對于司法理論的認識,學者看法不一。有的學者將司法理論體系劃分爲核心理論與基本理論,前者包括司法本體論、司法價值論等,後者包括司法制度論、司法職業論等。參見張文顯、孫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理論體系初論》,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2年第6期。

[5]許多學者認爲,司法權的本質是判斷權或裁判權。參見孫笑俠:《司法權的本質是判斷權———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十大區別》,載《法學》1998年第8期;陳瑞華:《司法權的性質———以刑事司法爲範例的分析》,載《法學研究》2000年第5期。

[6]對此,《立法法》第8條特別規定:“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而上述領域的相關制度,主要都是經濟法中的重要制度,都需要嚴格執行法定原則。

[7]有的學者認爲,司法權包括了司法審查權,“馬伯裏訴麥迪遜”一案只是將這一本義更加清晰地揭示出來。參見[]蘭迪·巴奈特、文亦非:《司法權的本義》,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7年第5期。

[8]相關探討可參見甘文:《WTO與司法審查》,載《法學研究》2001年第4期;姜明安:《行政訴訟法修改的若幹問題》,載《法學》2014年第3期。

[9]相关探讨可参见侯猛:《最高法院规制经济的实证研究———以法院內部管理费用为分析视角》,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2期。

[10]最高人民法院強調在金融、並購、自貿區等多個領域,都要“提供司法保障”。可參見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人民法院爲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和推進金融改革發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導意見》、2014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爲企業兼並重組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導意見》、201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爲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見》,等等。

[11]關于可訴性問題的探討,可參見徐瀾波:《宏觀調控的可訴性之辨》,載《法學》2012年第5期;邢會強:《宏觀調控行爲的不可訴性再探》,載《法商研究》2012年第5期,等等。

[12][]達瑪什卡:《司法和國家權力的多種面孔:比較視野中的法律程序》,鄭戈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3-94頁,第114頁。

[13]對于相關經濟法院的探討,可參見張守文:《經濟法院的經濟法思考》,載《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年第5期。

[14]早在第一個《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法發[1999]28)中就強調,“對鐵路、農墾、林業、油田、港口等法院的産生、法律地位和管理體制、管轄範圍進行研究。逐步改變鐵路、農墾、林業、油田、港口等法院由行政主管部門或者企業領導、管理的現狀”,這有助于解決“企業辦司法”等問題。

[15]可參見江必新:《中國行政審判體制改革研究———兼論我國行政法院體系構建的基礎、依據及構想》,載《行政法學研究》2013年第4期;蔡守秋:《關于建立環境法院()的構想》,載《東方法學》2009年第5期,等等。

[16]可參見朱大旗、何遐祥:《論我國稅務法院的設立》,載《當代法學》2007年第3期;王蘭軍:《建立獨立的金融司法體系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兼論組建中國金融法院、中國金融檢察院》,載《財經問題研究》2000年第9期。

[17]相關研討可參見邢會強:《重提經濟審判庭的設立》,載《法商研究》2009年第2期;颜运秋:《关于经济审判庭宜改不宜废的思考》,载《法學論壇》2001年第2期。

[18]爲了解決機械劃分三大板塊的問題,提高審判效率,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在全國法院推進知識産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審判“三合一”工作的意見》(法發【201617),強調“各級人民法院的知識産權審判部門,不再稱爲民事審判第×庭,更名爲知識産權審判庭”,這也是對既往改革存在問題的正視和糾偏。

[19]《人民法院組織法》在幾次修改中,有關設置經濟審判庭的規定是從無到有,而且設置的層級和範圍不斷擴大。即使在法院機構改革撤並經濟審判庭以後的若幹年(包括2006年《人民法院組織法》的修改),仍然在立法上保留了經濟審判庭的設置,由此形成的法院改革與立法規定的沖突,一直延續至今。

[20]200088日,《最高人民法院機關機構改革方案》開始進入具體實施階段,此次改革對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庭的設置作出重要改革,將經濟(知識産權)、交通運輸納入民事審判範圍,設立4个民事审判庭。即专门审理婚姻家庭、人身权利和房产合同纠纷的民事审判第一庭;审理法人之间、法人与其它经济组织之间的各类合同及侵权纠纷的民事审判第二庭;审理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技术合同等知識産權案件的民事审判第三庭;专门审理海事海商案件的民事审判第四庭,从而形成了所谓“大民事”的审判格局。

[21]對此,學界曾展開過較多討論,可參見張守文:《經濟法的發展與經濟審判的變易》,載漆多俊主編:《經濟法論叢(第一卷)》,中國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7頁;顔運秋:《經濟審判庭變易的理性分析》,載《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等等。

[22]例如,20081113日,上海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宣布成立國內首家金融審判庭,此後,重慶、河南、遼甯、北京、廣東等地法院陸續開始試點設立金融審判庭,專門審理金融糾紛案件,河南甚至實現了全省18個市中院和56個縣法院的“全覆蓋”。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還要求在中級人民法院設立清算與破産審判庭。

[23]相關探討可參見魯籬:《論最高法院在宏觀調控中的角色定位》,載《現代法學》2006年第6期。
[24]依據20087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负责知識産權案件审判业务的审判庭,要依法履行好审判职责,切实审理好涉及滥用知識産權的反垄断民事案件以及其他各类反垄断民事案件。

[25]根據201121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決定》(法〔201141),《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第五部分“知識産權与竞争纠纷”包括不正当竞争纠纷和垄断纠纷,而且,这两类竞争纠纷是与知識産權纠纷相并列的。

[26]依據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因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27]內蒙古農民王力軍曾在未辦理糧食經營許可證和工商營業執照的情況下,從周邊農戶手中收購玉米,2015年底,當地工商局等相關部門接到舉報後將其查獲。20164月,當地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後經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審,才改判無罪。

[28]相關探討可參見張守文:《分配危機與經濟法規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37-339頁。
[29]我國《民法總則》第8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

[30]經濟法領域的公益訴訟,包括納稅人訴訟、反壟斷訴訟、消費者訴訟等。目前,我國已推出消費者公益訴訟。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10),于201621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77次會議通過,自201651日起施行,是有關消費者公益訴訟方面的重要司法解釋。

[31]例如,指導案例78號“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诉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201736日發布),就體現了司法的價值導向。

[32]可參見侯猛:《最高法院規制經濟的功能———再評“中福實業公司擔保案”》,載《法學》2004年第12期。此外,也有學者認爲,中國法院不是單純的解決爭議的國家機構,而是國家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實施者,因而應稱爲“中國式的公共政策法院”。參見黃韬:《公共政策法院:中國金融法制變遷的司法維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頁。

[33]依據2017627日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履行職責中,如果發現破壞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領域侵害衆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爲,或者發現在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國有財産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領域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爲,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可依法提起公益訴訟。其中的許多問題都與經濟法的調整密切相關。

[34]2017626日,《關于設立杭州互聯網法院的方案》獲得最高決策層的通過,這是法院體系的重要變革。由于互聯網法院的特點是以互聯網的方式審理互聯網糾紛,因而被視爲在審判體制和審判方式上的重要探索。